胡文海，男，47岁，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人。据村民反映：胡文海从小就是村里有名的“愣人”，十几岁时变得很好，但后来又旧病复发。胡的性格十分怪异，别说是谁敢对他不满，就是看你不顺眼也要下手“教训”你，许多村民都被他“教训”过，具体有多少，谁也说不清。 1993年，当胡根生任村支书时，胡文海曾经承包过3年村办的大峪口煤矿，据几位村民讲，也不知什么原因，胡文海还白白多包了两年。五年后，大峪口村决定采取公开招标的办法将煤矿重新承包，由于别的村民出价高，村干部决定将煤矿交与他人经营，但胡文海执意要以原价续包，作为一名村干部，胡根生自然不可能答应胡文海的无理要求。从此，胡文海便恨上了胡根生。 直到1999年，乌金山镇供销公司经理贾润全，找胡文海商议向反贪局举报大峪口村煤矿“3年少报5万吨产量，偷漏税100万元，少交管理费25万元”的情况。举报后，稽查处去了五六趟太原(大峪口煤矿的煤运往太原销售)，查不出证据，此事就不了了之。贾润全被刘海生（原煤矿矿长）打了两拳。胡文海呢？发生了“浇地纠纷”！：1999年6月19日，胡文海因浇地一事，与本村高彦书、高彦堂兄弟发生口角，胡文海头部被劈伤。 胡文海坚信这绝不是什么“浇地纠纷”，因为他从小性情暴躁，是大峪口村的强人，很少有人敢惹，胡家又是村里大户，而高家兄弟是十五六年前从河北省井陉县迁移此地的，独门小户，两家平时没什么矛盾，浇地当晚亦未发生口角。但从高家兄弟的动作来看，他们是要把他“往死里闹”，所以，胡文海认为高家兄弟背后一定有人指使；他们是要“暗杀”他胡文海，“杀人灭口”。 胡根生（原村支书）曾经说过：“大峪口村除了胡文海敢告我，谁还敢告？”据此，胡文海推测，胡根生一伙认为是他指使贾润全等人告状；把他除掉，就没人再敢告状了。事发当晚，高彦堂全家4口连夜搬走，不知去向；胡文海从医院回来的第二天，原支书胡根生去他家里，说受村支书李利生(高彦堂姐夫)所托，前来调解此事。 据原煤矿矿长刘海生说，此后胡文海还曾打过高彦苏三四次，逼他说出受谁的指使，但高彦苏没说。 胡文海认为此事系村干部胡根生、刘海生、李利生等人背后指使，便生报复之念，并购买了消防斧，后又向被告人刘海旺索要炸药3.7公斤，雷管5枚。胡文海在侦查期间的供述证实：从1999年6月19日和高家兄弟因浇地发生口角，他们拿铁锹劈了我之后，我就下决心要查清是谁参与劈我的，并准备全杀了他们。第一我暗中调查是什么人参与的；第二前年买了两张假身份证，准备逃跑时用；第三是在去年问刘海旺要了一包炸药和几个雷管，万一杀人后跑不掉准备自杀用；第四是买了一把消防斧；第五是乱花钱，大肆嫖娼、吃喝，把挣的钱全花了。 1999年6月19日被劈伤后，胡文海就起了杀心，剩下的日子不过是在寻找证据，等待机会。他曾设想过在除夕之夜大开杀戒：“等春节晚会一开始，我就干，一个也跑不了！” 可以说，这时的胡文海已经成了一个高度危险人物。可惜的是，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，这一高度危险人物竟然丝毫没有引起当地任何治安、民调部门的注意！ 2001年，大峪口村再次竞标煤矿，胡文海仍然没有承包成功。 后来，倒是胡文海自己有所转变。他很清楚杀人的后果是“陪他们一起死”，因此，当他发现还有更好的办法将对手送入监牢，而自己却毫发无损的时候，他自然而然地做出了这一抉择。“2001年1月份，通过查账，我看见这几年他们大致贪了500多万。我看到他们贪污了这么多，就不想陪他们一起死了，想通过正当渠道告他们。” 胡文海拿到了村煤矿1992～1993年度的工资表。因煤矿实行计件工资，所以，根据工资表可推算出煤炭产量。证据在手后，胡文海又挨家挨户地跑，共征集到大峪口村121名党员、干部和村民的签名，然后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举报。 他最早找到的是乌金山镇负责纪检的崔副书记。崔副书记说过两天再去查，但却一直不查。于是，胡文海开始越级上访—从镇、区、市一直到省，他循着公安、纪委两条途径逐级举报。 贾润全说：“胡文海告状前，我告诉他两条经验：一、必须有足够的时间，专门去告，而不能捎带着告。二、还得有资金：出去要坐车、吃饭，必要时还得买点小礼。文海在村里承包过煤矿，知道得比我多。我说你可别像我，告了个没结果。” 结果，8个月过去，胡文海真的告了个没结果。 一审庭审中，胡文海盛赞省纪委、省公安厅的接待人员态度热情，办事迅速：“对我的上访材料，省公安厅迅速批到晋中市公安处，公安处1个月后批到榆次区公安局，结果，公安局整整压了5个月……” 无论胡文海举报到哪里，这些举报材料最后都被批到两个部门处理：一是乌金山镇纪委，二是榆次区公安局经侦大队。据胡文海说，乌金山镇主管纪检的崔副书记对他叫嚷：“你就是告到中纪委，我崔某某不给你办手续，你也没办法！”而区公安局经侦大队的大队长则以“没有办案经费”搪塞胡文海。胡提出自己可垫支办案经费，该大队长又以“人员也不够”来敷衍。 2001年10月26日晚7时许，胡文海指使刘海旺将胡根生和原村煤矿会计李继先后骗至自己家中。胡文海和其弟胡青海威逼胡根生、李继二人书写所谓的“贪污”材料，因二人不从，胡文海持双管猎枪和刘海旺持消防斧将二人押出门外，向西行至胡文海之父胡广智家大门外时，李继因听到附近过往车辆的警报声而突然反抗，胡文海先打死李继，又瞄准胡根生，因猎枪哑弹，胡根生上去抢枪，与之反抗，胡文海又令刘海旺持消防斧劈伤胡根生，胡文海再补了一枪，胡根生装死躲过一劫。胡文海给了刘海旺1000元现金后，刘海旺逃离现场。之后，胡文海杀性大起，在近3个小时的作案时间内，先后将本村张敬林等12人杀死，并致3人重伤。在总共14人被害身亡者当中，年龄最大的71岁，年龄最小的仅10岁，其中两人是村干部。 胡文海杀人后，返回家中拿上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包，骑自行车沿偏僻小道一路逃至太原许西村后，将自行车扔掉，换乘一辆绿色的夏利出租车。被正在建设路盘查的职工新村刑警中队民警抓获。 胡文海被捕后，丝毫没有悔意，在侦查期间和公审大会上振振有词，他为自己杀人合理化找借口，声称自己是在除贪官，完全把自己残杀无辜的罪行视若无睹。这段文字后来在网上竟被人渲染成一个英雄。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胡文海为报复杀人，判处胡文海、刘海旺死刑；胡青海无期徒刑。 在被胡文海打死、打伤的17人中，有几个跟胡文海并无深仇大恨，如原村长冀金堂、村民胡三计、胡福龙等，他们只是被胡文海认为曾经“散布谣言”，说过“胡文海不是东西”及“劈死他活该”之类“坏话”，或者只是与胡根生关系过密，而被他悍然屠戮。在法庭上，胡文海解释说这叫“捎带”：杀一个是死，杀一群也是死，既然如此，何不趁此机会，把自己看不顺眼的人统统除去！ 胡文海的想法，实在错得厉害。撇开法律的严峻惩治不谈，这种滥杀行径，带给胡文海的也只不过是一时快感而已，其后果绝不会如他所预期的那般是“赚了”—那几名被他“捎带”的受害者固然死得太不“划算”，而胡的滥杀，则凭空为自己多添了几户真正的仇家，这笔仇债必定由他的亲人承受下来，并终此一生，甚至世世代代，都要生活在仇家环伺之中，而遭受“随时可能被寻仇报复”的精神折磨。 很显然，如果没有公正严明的法律来维持秩序，谁也挡不住仇恨的种子在受害者家属心中发芽，任何“报复”与“反报复”的残暴行为都随时有可能发生。 “10·26血案”发生后，崔副书记及区公安局经侦大队长都受到了纪律处分。“这14个人死得确实冤，可以说他们都是死在贪官手里了……胡文海告状，如果你们查了，这些人有犯罪事实，就审；没有犯罪事实，就治胡文海的诬陷罪—你把他关进监狱里，他还怎么行凶杀人呀？”胡家兄妹多次对记者感慨。 在采访中，记者感受到，大峪口村就像一个法制的阳光播洒不到的地方。村民们说：大峪口的村干部说是选举，其实还是上头任命；“村务公开”这些政策在这里根本就看不到。当胡文海被高家兄弟打伤后，他没有报案，而是一心想用自己的方法来了结此事；高家的老大高彦苏此后数次被胡文海殴打，他也没想过报案，而是整天心惊胆战地等待下一次报复的来临…… 公平而论，大峪口的强人胡文海，曾经一度想走上法制轨道，这对这个“高度危险人物”来说，当是一个值得赞赏的转变。然而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他的努力被一道道无形的屏障给挡住了。 那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在冷漠地一次次将他拒之门外时，可曾想到自己的行为究竟会塞给他些什么样的感受？ 举报无门，屡屡“碰灰”之后，强人血液中的另一种东西蠢蠢在动。胡文海已决心要用一种最古老、最血腥、最恐怖的手段来了结一切恩怨、纠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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